建国未久，还没来得及论功行赏，常威便将自己的儿子们分封出去，连他年仅一岁的小儿子都不例外。为了让自己的子孙高人一等，他规定常氏子孙不受普通例律的约束，地方官府亦无权管制皇族。亲王的宅邸、衣着和车马，只比皇帝低一等，不论官爵，只要不姓常，遇到常姓王就必须行跪拜礼。

一名亲王，一年可以领到一万石俸禄，比宰相高七倍，这还不包括土地收入和其他封赏。为了让皇族子孙过上优越的物质生活，常威规定皇族可以不用从事任何生产工作，只要是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常氏子孙，即可享受国朝优待：

超过十岁，每年都能领到一笔固定的俸禄，婚丧嫁娶均由朝廷操办。

这难怪时人会做出这样的感慨：“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但皇帝们在保证自己过着奢侈生活的基础上，又极力强化集权统治，限制藩王手中的实权。为了防止藩王作乱，明宗皇帝不得不拿出“杀手锏”：“二王不相见”。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藩王们终生不得碰面，以防止他们暗中勾结笼络，篡夺皇权。

而由于藩王养尊处优，无法从事生产劳动，且没机会从事生产劳动，所以他们想要增加收入，只能通过一种方式，那就是钻优待政策的空子，多生孩子领取国朝补贴。多生一个孩子，国朝给出的补贴便多了一份。

随着宗室成员的暴涨，朝廷当时处于尴尬的地位，因为供养不起了。诸如河南一地，存留米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当地宗室禄米就需要一百九十二万。

“二省之粮，犹不及供宗室禄米之半。”

供养不起怎么办？朝廷只好进行改革，譬如说减少禄米数额，允许部分宗室成员从事士农工商各业；又譬如允许宗室成员参加科举，可以走上仕途，以此来自己解决生计问题。

不过，种种改革皆是收效甚微，封地就藩的宗室苦之久矣，反倒是朝阳常氏经过四百年发展壮大，成了信州第一望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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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名下产业名目繁多，酿酒、染纺、造纸刻印皆为信州第一商。

此时的造纸术其实已有了质的提升，但真正掌握核心技术的只有寥寥数家，谁会舍弃既得利益？是以，书籍价格与以往相比虽有大幅度下降，对寻常百姓而言仍属于“奢侈品”。

“一品阁”之所以能成为行业翘楚，除了其特殊地位外，也确实是因为族中有能人，方能成就地位。技术二字何解？“技”是为“本领”、“能耐”，“术”便是将自己本领推销出去的本事。

之所以不插手刊印此次文会相关内容，却非“一品阁”大度让贤，而是事涉敏感，让朝阳常氏不得不小心审视。

本朝将朱子夫的《四书集注》指定为科举考试参考书，标志着程朱理学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所谓程朱理学，强调“理”高于一切，犹如“以理为本”，与如今“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截然不同。

儒学经过一千多年进化，吸收了诸子学派思想，成为唯一成熟的治国思想，常定没得选择，只能选择儒家。之所以抬高程朱理学，因为程朱理学实在太好了，几乎是为统治者量身定做。

秦楚时儒学进入成熟期，程朱理学是其中最成系统、最符合统治要求的学说，强化人类社会的等级关系——君臣父子、尊卑有序，三纲五常是最大的“理”。如果人人遵守程朱理学，遵循君永远是君、臣永远是臣、大家哪怕饿死都各安其位的“理”，皇帝统治自然可以传之万代，因此皇帝自然不会拒绝程朱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