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与侍讲刘球一样，坚定遵从太祖朱元璋训示的“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

因此，申式南在翰林院很不讨喜，更时不时嘲笑申式南自不量力、异想天开，居然想要在云南诸司修筑“二十四尺道”。

“平原直道才修二十四尺，山道只修六尺。”每当这个时候，申式南轻轻笑着，不咸不淡地重复这句话。

他没有多做解释，这些人没去过缅甸司，不知道缅甸司也有辽阔的平原。同僚的嘲笑无可厚非，因为秦始皇在云南修的也不过只是五尺道。

没几个人知道，申式南敢夸下这个海口，是因为他已经从叶知秋那里总结了经验，又搜罗了一些有花炮手艺的人到山河书院，秘密研制了可开山裂石的火药。

因此，申式南打算先蛰伏一段时间，再想办法继续回到云南诸司任职。他相信，只要在云南诸司修成驰道，将来就可以在云南全境，以及湖广、川渝、贵州和两广等地，修筑驰道。

为了防止上坡时，牛马拉重车乏力失控，申式南每隔一段路就设置码头湾，类似于船只停泊码头一样，重车可以在码头湾的平地处歇息，等气力恢复了再继续爬坡。

同时，上坡路段两边都有卡槽，并备有粗木和防止车子滑坡的石块。

翰林院这些人和朝中其他官员一样，修路修河堤等等，习惯了千百年来征发徭役，所有的补贴被克扣贪墨，服徭役的人只能自己带干粮。

付徭役吃不好睡不好，可能还带病，不停地有人死去，哪有力气和信心干活？

申式南在云南诸司只是放出风声，就有不少百姓争着抢着要修路。

谁都知道，申大人修路，那是为了家里的山货能卖出去，让大明中州各地汉人的好东西能源源不断地运过来。

最主要的是，给申大人干活，不但有工钱拿，还管饭，能吃饱，时不时还能吃上肉，睡的地方干净，蚊虫少，还有汤药和郎中随时备着，死不了人。

人心都是肉长的。很多时候，不是老百姓不能明辨是非，而是上上下下当官的有意蒙蔽——不蒙蔽百姓，又怎能从百姓嘴里抠出钱粮，以保证自己一家活得像个人样。

说白了，都是穷给闹的。大多数人当官，不就是为了活得有个人样吗？

自己要活得有人样，百姓就只能做牛做马。如此周而复始，所有人都被拖入这个循环，大家一起穷，一起苦，穷苦面貌千百年未变。

缅甸司和八百大甸司能改变穷苦面貌，就是因为有了申式南这个变数在。而申式南能成为变数，首功归于他自己有钱，不需要贪墨克扣，有时候还能为官府垫付银钱。

可是，仅仅是因为申式南有钱吗？历史上，有钱的人，有钱的官员少过吗？

赵高、石崇（当过太守、刺史、大司农和征虏将军）、梁冀（东汉外戚，当过河南尹、大将军，私家林苑制同王家，方圆近千里，奴婢数千）、蔡京、陈自强（北宋右丞相）、元载（任宰相十五年，抄家时光胡椒就抄出六十四吨），这些人，哪个不比申式南官大钱多？

由于是散官，申式南无需上朝。明面上，申式南老老实实点卯，时不时将翰林院文史馆当浴盆一泡就是一整天。

通过翻阅送到翰林院文史馆的起居注，申式南发现了很多问题。

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翰林院这帮人简直不是人，很多重大事件和朝廷决策，要么干脆没记录，要么按喜好和私欲肆无忌惮删改。

以土木之变明军将士数量为例，公开的主流说法有两种，一种是太上皇朱祁镇当时带兵二十余万，另一个说法是五十万。说三十万、四十万的人也有。

关于阵亡，一个说法是五十万人全军覆没，另一个说法是五十万阵亡过半，还有一个说法是阵亡七万人，又还有一个说法是伤亡三十万人。

各种说法与申式南的明察暗访大相径庭。扈从之一的吏部郎中李贤死里逃生，他的说法是“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

（注：李贤后来官至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追赠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成为朱祁镇复辟后的托孤重臣，着有《天顺日录》等。）

瓦剌那边的眼线传回来的消息是，也先之外另一个首领伯颜帖木儿自述己方战功时，说的是数万人。

李贤和曾出使瓦剌的杨善等多人证实，朱祁镇是仓促间出发的，当时京营的很多兵马根本来不及调动随驾。京营各卫兵马总数二十多万，京师保卫战时有十万将士守城，说明朱祁镇可能带走了十多万兵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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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李贤说的二十余万人，其中近半的人是沿途征发运粮的徭役，以及皇帝出行的大量随侍人员。

那王振是怎么死的？逃回来的那些人说，王振死于乱军之中。但杨善和朱祁镇都说王振是自刎而死。

这些都不算什么。重要的是，申式南已经查访得知，宣德之后，大明各卫所的兵卒基本上变成了主将军垦屯田的免费劳动力，由于抄起受压榨，兵卒大量逃离。

一个卫所在册五千多人，实际上可能不到三千人，有的甚至只有两千来人。拱卫京畿的京营略好一些，但基本也都是吃着二到三成的空饷。

这么一算下来，朱祁镇带在身边能作战的兵马，根本就是不到十万人。而这些都是面上的，不带兵的人是不知兵马有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