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亮平越想越觉得，自己不该被困在这片风沙弥漫的土地上，像一块被遗忘的石头。他应该回去，回到那个需要他、认可他、能让他发挥真正价值的地方。

他坐到桌前，重新摊开那份草稿，拿笔开始修改。他像写申诉状一样，逐字逐句地推敲，把委屈和不甘都化作了文字。

他写道：“边疆地区工作环境与本人专业背景及能力结构存在显着差异，短期内难以有效发挥个人特长。为更好地服务大局，恳请组织考虑将本人调回内地，充实经济案件侦办及法治建设一线力量。”

写完这句话，他反复看了几遍，觉得语气诚恳，既有事实，也有请求，应该能让组织了解到他的实际困境和真实想法。

但他没有立刻把材料递出去。他把它夹回文件袋里，放在抽屉最底层，仿佛是在等一个更强的理由，让他下定决心。

又过了两天，县里召开了一次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侯亮平被列在列席名单里，但他走进会场时，发现自己的座位上只摆着一瓶矿泉水和一份会议材料，没有桌签，没有话筒。

会议室里，各分管副县长、局委办负责人、乡镇书记坐在前排，每个人面前都有写着自己单位的桌签。而他那个位置，被安排在第二排靠墙的角落里，紧贴着窗户。

整个会议期间，没有一个人向他征求意见，也没人提起他负责的工作。他仿佛是一个挂名的虚影，被允许坐在那里，但没有人指望他做什么。

散会后，他走在走廊里，听到身后有两个人的低声对话：“听说侯县长在红旗乡查账，最后什么都没查出来，还闹了个笑话。”

“嘿，上面派来的干部，有几个是真正能干事的？不过咱们也别笑人家，人家毕竟是从大地方来的，指不定哪天一纸调令就回省里去了。”

那两个人走远后，侯亮平仍站在原地，像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凉水。他攥了攥公文包带子，那里面放着那份尚未递出的情况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