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平原，九月。

往年这个时候，草原上应当已是北风渐起、牛羊南迁的景象。但今年的阴山南麓，呈现的却是另一番画面。

一望无际的田垄在秋阳下泛着金浪，粟穗沉甸甸地压弯了秆子。田埂间，数百人正在收割——有穿着汉军制式短褐的屯田卒，也有披发左衽、但腰间挂着“归义”木牌的胡人。他们并肩劳作，偶尔用生硬的汉语夹杂着手势交流。

“这边！这边割完了！”

“捆扎要紧些，夜里怕起风！”

距离田地三里外，一座崭新的土城矗立在黄河拐弯处。城墙高两丈，周长不过八百步，但棱角分明，四角望楼突出，正是陈墨“模块筑城法”的标准制式。城门上方，一块新凿的青石匾额刻着三个大字：安胡城。

城门口，车马行人络绎不绝。

满载皮毛的胡人车队、拉着铁器布匹的汉人商队、赶着羊群来交易的牧民……排队等候入城检查的队伍排出半里地。城门守卒按新规查验：汉人凭“过所”，归义胡人凭“归义牌”，外来商队则需在城门旁的市易所登记，领取临时木牌。

“你这盐，是官盐还是私盐？”一名年轻守卒拦住一个商队头领，指着车上的麻袋问。

那头领满脸堆笑：“军爷，都是朔方郡盐场出的官盐，有盐引，有盐引！”忙从怀里掏出一块刻着字的竹牌——这是糜竺推行新盐政后制的“三连单盐引”，竹牌一分为三，官府、盐场、盐商各执其一，对合无误方为真。

守卒仔细核对竹牌上的字号、数量，又用特制的铜尺量了量盐袋大小——标准官盐袋长三尺、宽一尺八寸，多一寸少一寸都有问题。

“进去吧。盐市在城西，按挂牌价交易，不得囤积抬价。”守卒挥手放行，又补了一句，“若有人强买或压价，去市易所击鼓，自有人管。”

“谢军爷！谢军爷！”

商队头领连连作揖，赶车入城。旁边几个胡人商贩看得啧啧称奇——过去在边市，汉官勒索、汉商欺压是常事，如今这安胡城不过建成半年，规矩却严得很。

城内街道横平竖直，虽都是土路，但两侧挖有排水沟，沟旁还栽了耐旱的沙柳。沿街店铺大多是新建的：铁器铺、布庄、粮店、客栈，甚至还有一家挂着“河套医馆”木牌的诊所。最热闹的是城中央的市易所——一座占地半亩的砖木建筑，门前立着三根旗杆，分别挂着红、黄、蓝三色旗。

红旗下是官市，交易盐铁、粮食等管制物资；黄旗下是民市，买卖布匹、皮毛、日用杂货；蓝旗下则是专门的“茶马区”，汉商用茶叶、布帛、铁锅交换胡人的马匹、牛羊。

“上等河曲马，三岁口，换茶两百斤！”

“南阳铁锅，一口换羊五只！”

“朔方精盐，一斤换牛皮两张！”

叫卖声、议价声、牲畜嘶鸣声混成一片。几个穿着市易所吏员服饰的年轻人穿梭其间，手里拿着桦皮书板记录交易，遇到争议便上前调解。他们中既有汉人，也有通汉语的胡人——这是段颎立的规矩：凡边城市易所，吏员须胡汉各半。

市易所二楼，夏侯兰凭窗而立，望着楼下熙攘景象。

这位曹操麾下的年轻将领，如今是安胡城守将兼河套屯田使。他年不过三十，面容清瘦，但那双眼睛锐利如鹰——这是常年巡边练就的眼神。

“夏侯将军，”一名文吏捧着账册上前，“本月至今，城税已收钱八十七万，粮税折钱约一百二十万。商税按交易额十一而税，收钱……”

“直接说总数。”夏侯兰打断。

“各项税入总计，约三百五十万钱。支出方面，戍卒粮饷一百二十万，城防修缮四十万，市易所吏员俸禄三十万，医药、义学等杂项二十万。收支相抵，盈余约一百四十万钱。”

夏侯兰眉头微皱：“才一百四十万？安胡城戍卒八百，民户三千，胡帐两千余，这点盈余不够。万一有灾，或者明年鲜卑残部来扰……”

“将军放心。”文吏笑道，“这仅是城中税入。城外屯田，今年预计收粟十二万石，按‘计功授田制’，四成归屯田卒，三成入官仓，三成作为明年种子、农具之本。官仓那三万六千石，折钱约七百二十万。再加上各归义部落上交的‘牧税’——按牛羊头数十一而税，折钱也有二百万左右。算下来，河套三城十二屯，今年净盈余当在一千五百万钱以上。”

听到这个数字，夏侯兰神色稍霁。

但他随即摇头：“不能光看钱。段大将军有令：三年之内，河套军粮要自给五成。如今才第一年，屯田卒多是归降胡人，耕种不熟。你去告诉各屯屯长，秋收后不得懈怠，要趁地未冻，开挖灌渠。陈大匠送来的‘翻车’图纸，让工匠营加紧打造，明年开春前，每屯至少要配三架。”

“诺！”文吏记下。

这时，楼梯传来急促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