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阁的灯火，常常亮至深夜。

自那场关于盐铁政策的激烈辩论之后，静室内的气氛便从思辨的清谈，转向了更为枯燥、却也更为坚实的案头工作。巨大的柏木方案上，竹简、木牍、绢帛堆积如山，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从各郡国艰难收集来的数据：盐户数量、产盐量、成本细目、官营铁坊的燃料消耗、生铁产量、农具售价、民间私铁的流通情况、乃至漕运损耗、市集税赋……海量的信息，如同浑浊的江水，需要被耐心地澄清、梳理、分析。

李膺作为主持者，统筹全局，把握方向，以其威望协调着各位大家的合作，避免再次陷入无谓的意气之争。而具体的核算重任，则主要落在了卢植和几位精通数术的学者肩上。

卢植几乎住在了秘阁。他本就治学严谨，此刻更是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这项前所未有的工作中。案头摆放的不再是经书典籍，而是成捆的账目简牍。他手中执着的，也常常不是毛笔，而是用于计算的算筹。那些小巧的竹棍，在他指尖飞快地排列、移动，发出清脆的碰撞声，演化出复杂的算式。

他采纳了陛下（刘宏）之前不经意间提及的一些“天竺算符”（即阿拉伯数字）概念，虽未全面推广，但已尝试用于草稿演算，大大提高了效率。更关键的是，他引入了一种新的核算思路：不再是笼统地比较官营、私营的优劣，而是试图建立模型，进行量化对比。

“若全面官营，”卢植对围坐在旁的蔡邕等人解释道，“则需计算朝廷需增设多少盐官、铁官，建多少仓廪，养多少士卒护卫，此为人役与物料之成本。还需预估，在此体制下，因吏治可能产生的贪墨、效率低下导致的损耗，又几何？此为隐性成本。”

他一边说，一边用炭笔在一块较大的木板上列出项目。

“反之，若试行李公所言之‘官民合营’。”他另起一栏，“则需计算统购盐价设定在何水平，可使灶户有利可图，又使官府有税可收？铁料售价如何定，可使民间匠坊生存，又不致劣铁泛滥？建立质量监管体系，又需投入多少人力物力？此为新政之成本。”

“最难者，在于预估成效。”卢植眉头深锁，“开放部分民营后，盐产量是否会因灶户积极性提高而增加？铁器质量是否会因竞争而改善？价格是否会因市场调节而更趋合理？这些，皆需基于现有数据，进行合理推演。”

这是一项极其繁琐且需要高度耐心和智慧的工作。常常为了一个数据的准确性，需要反复核对不同来源的简牍，甚至派人快马加鞭去相关郡县核实。为了一个推演模型是否合理，几位大家会争论得面红耳赤。

蔡邕主要负责核对文献，从故纸堆中寻找历史上的相关政策和数据，作为参考。他时而抚须长叹：“《盐铁论》中，贤良文学之语，犹在耳边。然时移世易，岂可尽依古法？桑弘羊之策，虽遭诟病，然其统筹之力，确解当时燃眉之急。今日之势，又当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