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爷子是核九院核物理与化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曾在邓老手下工作过，记得当时我才不到十岁，本来在京城待的好好的，突然有一天，我家老爷子被戴上老右的帽子，全家被火车拉到东江，又被扔到一个叫三里坪的地方。”

“前两年还算平静，直到第三年，我们家是老右这个消息，不知怎么被传到大队人的耳朵，从那以后噩梦就开始了，老爷子被折腾的很惨，白天出去游街，晚上还得做工挣工分，终于有一天，身体吃不消，累垮了。”

仿佛回到了那段峥嵘岁月，赵春江身上的气质都发生了变化，再也没有那种波澜不惊，取而代之的是岁月沧桑，是那段无助的时光。

“当时没人愿意帮助我家，我母亲和我两个弟弟也没了办法，当时生产队的队医好心，看我们娘仨可怜，当晚偷偷来给我爸看病，简单看过之后，摇头和我母亲说准备后事。

“当时我感觉天都要塌了，浑浑噩噩地跑了出去，也不知道跑了多远，从晚上找到白天，从大队到公社，没有一个人来帮我家。当时人们的想法，放在现在实在不可理喻，竟然认为，只要我爸死了，生产队就太平。到了第二天中午，心力交瘁的我，突然晕倒在路边的水沟旁，就被一位游方道人发现，给我送回家。”

沈旭东和颜卿作为标准八零九零后，主打一身反骨：你要是跟我俩说教，那我一定昏昏欲睡；可如果是听老一辈讲故事，那肯定搬上小板凳，坐在谷堆旁。

颜卿不免发问：

“书记都倒在水沟边了，怎么被他发现的？”

赵春江的面上难得露出一丝不好意思：

“说来也巧，他去生产队偷吃酒糟，结果吃醉了，前一天晚上就倒在那里呼呼大睡，直到被我砸醒。”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