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吕夷简也算是临危受命——刘太后性格刚愎，又不明习国政，但朝政非经她批准不可，那么拜相的他自然就得更加辛苦勤勉——一方面他要细心处理国家大事，一方面还要小心翼翼地约束太后的放纵和独断专行。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吕夷简本着公忠时候甚至会惹得太后非常恼怒。

他们也是跟着吕夷简一路做过来的，自然是知道其中的辛酸苦辣。

若是单凭他贬黜名臣就全然否定他的一生，那才是真的很不恰当。

而这个时候，玉不识也已经提到了范仲淹再次调回京师、以及景佑年间的党争。

【景佑元年，范仲淹调任苏州知府，兴建郡学，同时兴利除弊，所修水利造福一方，百姓无不感恩戴德。

次年冬季，因治水有功，范仲淹再次被召回，判国子监。后来又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

这个时候的他，开始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但同时，他和宰相吕夷简的政见不合也慢慢摆在了明面上——

景佑三年，他因不满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图》直接抨击吕夷简。后面反击指责他“荐引朋党，离间君臣”。最后的结果便是范仲淹被罢黜，贬知饶州，后来又到润州、越州任职。

但范吕之争，并没有就此停下，反而牵连甚广。】

【对于范仲淹被贬这个结果，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认同服气的，不少人上书请求修改诏命，甚至有人上疏愿一起降官贬黜的，但他们也都或多或少牵连遭贬，到了后面，朝臣皆畏惧宰相势力，不敢置言。

但很快，次年，吕夷简被免除宰相之职，士大夫们看见了希望，接连不断地替范仲淹辩白，双方互相辩驳，当时朋党争论四起。最后还是仁宗下诏禁止互结朋党才有所止住。

而范仲淹也再一次表示了自己为民请命、不怕贬谪的志向——“宁鸣而生，不默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