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坊站熙熙攘攘的安检口,周围人群来来往往,嘈杂的人声和行李箱滚轮与地面摩擦的声音交织在一起。老人家名叫刘贵,已过古稀之年,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沟壑,一头稀疏的白发在风中微微颤抖。他在哈尔滨这座城市的打工生活,就像一本写满了艰辛与无奈的旧书,每一页都承载着为生活奔波的苦涩。
此刻,刘贵满心都是归家的急切,可命运似乎在这时候给他开了个不小的玩笑。当安检员李芳告知他,行李中的刀具属于违禁物品,必须按照规定没收时,他那原本就紧绷的神经瞬间断裂,情绪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瞬间失控。
李芳和客运员常明,一个耐心地解释着铁路安检的规定,试图让老人明白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一个则用温和的态度安抚着老人激动的情绪,希望能让他冷静下来。但刘贵此时就像被愤怒蒙蔽了双眼,完全听不进去任何解释。
只见刘贵双腿一软,“扑通”一声重重地往地下一躺,那声响引得周围的旅客纷纷侧目。他双手在空中胡乱挥舞着,像是在与无形的敌人搏斗,嘴里大声叫嚷着:“你们欺负人!明明是你们把我推倒的,我这把老骨头可经不起你们这么折腾!”他的脸上写满了无理取闹的神情,那副模样,任谁都能一眼看出他是在耍赖。尽管安检口上方的监控如同一位公正的旁观者,明明白白地记录着事情的经过,可刘贵却笃定了没人能拿他这个老人怎么样,撒泼耍赖的劲头愈发强烈,仿佛要把这些日子在打工生活中积攒的所有不如意,都在这一刻宣泄出来。
就在现场陷入僵局之时,车间主任匆匆赶到了现场。这位车间主任平日里行事就有些独断专行,做决策常常凭借第一印象,很少耐心去了解事情的全貌。他刚到现场,脚步还未站稳,只是匆匆瞧了瞧躺在地上的老人,便不由分说地把所有的责任都一股脑儿地扣在了李芳头上。他眉头紧紧皱起,形成一个深深的“川”字,眼神中带着几分责备,语气强硬得如同下达命令一般说道:“李芳,你是怎么做事的?连个老人都应付不好!一点方式方法都没有,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问题,让老人在旅行途中这么不愉快!你这根本就没尽到安全人员的责任!”他的声音在嘈杂的安检口格外刺耳,周围的人都不禁为李芳感到不平。
这话一出口,站在一旁的民警和客运人员都气坏了。民警原本严肃的脸上,眉头皱得更紧了,眼神中满是不满,心里暗自想着:这车间主任怎么能不看事实就随意指责呢?铁路安检规定是为了保障所有人的安全,李芳一直都是按规定办事,怎么能把责任都推到她身上。客运人员们也纷纷交头接耳,对车间主任的做法表示质疑,有的小声议论着:“这也太不公平了,都没调查清楚就责怪李芳。”
常明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一向为人正直,看到李芳被冤枉,正义感驱使他赶忙上前想要劝解。他一脸诚恳,语气带着几分急切地说道:“主任,事情不是您想的那样,您先听我解释……”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车间主任就像被点燃的火药桶,脾气瞬间爆发。车间主任猛地转过头,眼睛瞪得如同铜铃一般,恶狠狠地盯着常明,大声呵斥道:“你算是个什么东西?竟然还敢管我们的事儿!你一个新来的,连正式客运员都不是,只是个学习客运员,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说话?你凭什么插嘴?我警告你,如果你再敢多嘴,我现在就可以让你待岗,别在这儿碍事!”他的声音尖锐而刺耳,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威严。
常明被这一顿劈头盖脸的责骂弄得满脸通红,就像被人当众打了一巴掌。他的嘴唇微微颤抖,想要辩解的话在喉咙里翻滚,却被硬生生地堵在了那里。在这个陌生的工作环境里,他只是个初来乍到的新人,面对车间主任的权威,他感到深深的无力。他是微服来当客运员了,连名字都改了。
而躺在地上的刘贵,看到这一幕,嘴角竟然隐隐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那一闪而过的狡黠,仿佛在为自己引发的这场混乱而暗自高兴。他似乎觉得自己的无理取闹达到了某种目的,这种混乱的局面让他找到了一种扭曲的满足感。
常明看着眼前混乱不堪的场面,心中满是无奈与焦急。他深知,若不尽快想出办法平息这场风波,局面只会愈发难以收拾。于是,他强忍着内心的委屈与愤懑,再次伏下身去,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温和而诚恳,对着躺在地上耍赖的刘贵说道:“刘大爷,您看要不这样,这把刀多少钱?我们把它收了,然后把钱给您,您看这样行不行?咱们也别再僵持下去了,您还得赶车回家呢。”常明一边说着,一边用眼神安抚着旁边眼眶泛红的李芳,示意她稍安勿躁。
刘贵听到常明的话,原本还在大声叫嚷的他,突然压低了声音,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他抬头看了看周围的人,见大家都一脸无奈地看着自己,心中暗自得意。他故意拖长了声音说道:“我看你们也不容易,那织物厂(可能是老人对刀具来源或用途的一种模糊表述)的这把刀,怎么说也值点钱。就这样吧,你收了这把刀,给我200块钱,你看中不中?”说这话的时候,他紧紧盯着常明的眼睛,似乎生怕对方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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