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定出家为僧、为尼是需要持证上岗的，这个“出家许可证”的官方称谓便是度牒，而度牒是需要出钱才能买到的，这是官方的规定，不违法。

苏轼在给朝廷的上书中阐明了自己的想法：发二百道度牒，筹资四万贯。并一再声明：“官衙目前需要大修之处就有二十七处之多，如再拖延维修，以后就不是四万贯能解决的问题了。”

苏东坡知道即便如此，事情也不好办，于是干脆舍下老脸，直接给当时掌政的高太后上书祈求：

“如蒙朝廷体访得不合如此修完，臣伏欺罔之罪。”

就是说，朝廷可以实地考察，如果发现我申请的资金有半点不实，我愿意承担欺君之罪。

但，朝廷并没有同意。

第二年杭州发生特大水灾，苏轼借机再提以度牒换修缮款的建议。这次朝廷算是看在灾区的面子上，同意了度牒方案，但批复的数量不是二百道，而是三十道。这点钱真是杯水车薪，他只好又将自己的五百贯公使钱，也就是地方长官的特殊津贴捐出来，挑破败最严重的官衙，按短期内不至于砸死人的标准草草打理一下，凑合完事。

苏轼为何不利用自己的声望从民间富商筹集资金呢？”答案是：他不敢。其实在定之前，地方官员还是有自行修衙的权力的，但是到了大定，地方官员如果不经过朝廷审批，就修缮官衙的话，是会受到严重处罚的。

比如说，苏轼的前前……前任薛映，在太宗朝时，就曾因“擅增修廨宇”被人告发，朝廷查证后，送大理寺审查，后来被贬到一个鸟不拉屎的小地方去当芝麻小官去了。前车之鉴在此，苏轼怎么敢再重蹈覆辙？

总而言之，虽然办公环境破败，甚至是危房，对每位官员来说，都会是令人苦恼的事情，但对于在任的官员来说，修衙门既不能讨好上司，也不能有利于自己的仕途，没有政绩还给自己找麻烦。这么一来，即便衙署再破烂，自然也是没有官员乐意牵头，干这种出力不讨好的差事了。

嗯，这些都是杨廷和、费宏、资哲等前辈的提点，外放地方官与在京为官有大不同，虽说山高皇帝远的，但却更容易犯官场忌讳，地方上的监察官可是盯的紧着呢。尤其是新官上任更需躬身自省，万万不可无意间做出些落人口实之事。

资哲更是语重心长的耳提面命了一番，让冯过通读《虞人之箴》、《为吏之道》等官箴官戒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