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几期期道：“许是告知座师有关倭寇事宜了。”

“倭寇？果真是倭寇作乱么？”众人面色一紧，贾小春判断有错哪。

刘几：“大概是的，满街的人都在叫嚷有倭寇，先是在城西南，正满城乱窜，这会儿不知在哪。”

贾小春蹙了蹙眉，当真是倭寇？这南京守备难不成是纸糊的？都说大定武备懈弛，竟然荒废至斯，这也太骇人听闻了吧。

他在军中呆过，多少知晓造成如今军力不济的原因。

开国之初，太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削夺将帅手中的兵权，其一是通过“杯酒释兵权”、“后苑之宴”等赎买方式，解除了禁军中一批资深权重的高级将领的军权，起用一些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将领掌管禁军；其二是将握兵权、发兵权、将兵权一分而为三，遇有战事，临时遣将将兵；其三制定“更戍法”，形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局面，达到“将不得专其兵”目的；其四是以“以文驭武”，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的长官多地由文臣充任。

之后，“重文轻武”政策作为祖宗家法得到继续贯彻。特别是至“澶渊之盟”签订以后，定燕边境恢复和平，统治集团对将领的控制更为变本加厉。于是，大定武将群体倍遭冷遇。这一时期，以文臣任统兵官来督帅武将已渐成惯例。

然而，在严格扼制武将的同时，大定却在物质上，乃至刑罚上姑息宽纵武将。

对普通将官有罪必罚，严惩不贷（他贾小春便是其中牺牲品），但对高级将官就明显表现出法外施恩的态度。

太祖尝言：

“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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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话反映出了太祖及其后世对武将的统治心态。即在其集团利益允许的范围内，统治者可以在官场中给予武将们高额俸禄，允许或者鼓励他们在物质上的奢靡腐化，甚至可以在刑罚上对他们处处偏袒宽贷，得过且过。这些可算是统治者对武将的一种补偿，一种在剥夺他们军权之后的，在其他方面给予一定特权的补偿。如此，对为将者一方面猜忌和防范，一方面纵容和姑息，就构成了大定驭将政策相反相成的两个侧面。

由于将官的无权、畏权，无力治军，兵将关系松散，以及朝廷任将喜好庸才，特别是统治者对无能将官的惩办不力，姑息放纵，难以起到惩上以御下的警示作用，这些原因都使得到大定军事实力上出现“将懦兵骄惰”的现象，极大地削弱了大定军队的战斗力，一直处于军事劣势，被动挨打。直至今日，将官不但不能训练军队，而且管理也极为松弛，这也是区区倭寇能长驱直入寇犯南京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