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于大唐和五代的藩镇之乱，不得不说太祖赵匡胤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杯酒释兵权”的出现，等同于用怀柔手段剥夺功臣、宿将的军职，随后对武将依旧倍加防范。

太祖太宗时期对于开国武将或许还有较大依赖，重文抑武至少不是特别明显。

而到了守真宗仁宗时期，此时江山稳固，且君王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便更多依赖文臣施政。

由此便出现了以科举出身为主的文官崛起。

并一跃成为朝堂政治的统治力量，且代代相传。

“澶渊之盟”后对辽战争的结束，大宋边防压力缓解，迎来了极长时间的稳定。

随之而来的便是文臣以州府长官兼管驻军的方式不断增加。

文臣兼管武备，由此说明大宋以文驭武规则已正式产生，也反映出统治大宋朝堂已然突破了武将掌军的传统。

到了仁宗时期，文官士大夫主政的朝堂格局更为鲜明，朝廷各方面的重要职责已皆由文臣承担。

文臣的地位此时在大宋可谓是盛极一时，相权对于皇权的制衡也是极为夸张。

因而在仁宗朝时期，皇帝的诸多想法难以得到真正实施。

继而出现了皇权、相权甚至台谏这三权分立之势，于朝堂而言便是效率低下，最终难有作为。

以文驭武？

或许这是开国前几代君王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却着实不符合当下的时宜。

毕竟以文驭武也好，重文抑武也罢，对于任何朝廷而言都失去了文治武功的平衡。

文武之道本就是一张一弛，文可安邦武可定国，不可偏废。

赵构正是看清楚了这样的弊端，才当着众人推翻祖宗之法。

而眼下又正是北伐之际，如若不给武将正名，恐大战之时无权威可言。

“自真宗朝以来，朝廷便是推行“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然朕以为应是“与忠臣良将治天下。””

赵构这番话便是向众人道出了一个事实，纠正前代君王们一直奉行的重文策略，转而朝着平衡的方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