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之后，人丁翻倍，民二百万。贫苦百姓为求生计，开垦荒地，田亩增至三千万。”

“平均一家五口，有田七十五亩。贫户虽不及国朝之初，日子亦可过得。”

“二百年后，人丁再翻一番。荒地已尽垦之，民人田土愈少，精耕细作之下，单产提高，贫苦百姓以粗粮配野菜，艰难度日。”

“再之后，不过勉强不死。然后或遇天灾、或有人祸，便是求活亦不能，则干柴烈火，一触即燃。”

“说完小民，再看朝廷。以二十税一计，中央可年入二百万石，半数养军，可得精锐万人。”

“待到二百年后，小民生计艰难，朝廷要么黜免赋税，要么坐视乱起。若生乱，则开销大增，若减税，则收入锐减。”

“且在这两百年间，食利之人暴增。比如那朱明数十万皇室之花费，还有武官世袭体制之下，数量为开国之初五倍。如此一来，入不敷出，便是寻常事了。”

“小卒薪饷拖欠，战力下降，不足以平乱。为得军资，加征赋税，则天下动荡更甚，物价暴涨，军丁生计反倒愈加艰难。”

“最后天下动荡，局势日坏，待到大半人口消亡，方才停歇。”

“如此环环相扣，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何总是免不了国家衰弱、乱世降临？”

“夫子以为呢？”商鞅反问道。

孔子答曰：“一则人口滋生，二则贫富不均。若能解决这两道难题，则天下必不至有此祸。不知法家可有高见。”

商鞅应道：“不敢言高见。贫富有别，夫子以为为政者当修德，体恤百姓，均匀财货。吾却自有一番见解。这天下本就该有富贵贫贱之别。聪明、多劳、敢战者自当得其利，愚笨懦弱懒惰之人，自当衣食无着，不能婚嫁生子。”

“然贫苦百姓，若蠢笨懒惰，自然会被淘汰。权贵之家，纵然本性恶劣，却能血脉连绵。何也？上位之人，定然会不遗余力，试图利及子孙。高筑围墙，自成体系，下位之人若想入其中，势必难如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