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明自太祖开国以来，历时两百余年。划民为军的卫所制度已经失去实战能力，卢督师放弃了传统的卫所征兵制，转而采取自百姓之中募兵而战。卢督师将部队划分为营、局、司、旗、队五个等级。以十二人为一队，三队为一旗。依次类推，一营军力有千人左右。在下认为此种建制的管理模式能够有效的实现对队伍的控制。”

魏渊就南阳团练的管理模式问题与杨谷仔细的商谈了起来，毕竟自己是个门外汉。军队管理这等专业性的知识还是需要听取杨谷这样具有经验的优秀将领的意见。经过一个上午的研究，魏渊与杨谷终于初步敲定了南阳团练的大致管理模式。原本魏渊是希望直接照搬现代军队的建制，即实行军、师、旅、团、营、连、排、班的现在兵种模式。但杨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下认为大人凭空建立的队伍编制过于繁琐且很难为世人所接受，所谓枪打出头鸟。过于特立独行的话只怕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最终魏渊敲定在军队的管理模式上，表明继续参照明军的传统编制，但实质内容上魏渊却进行了大胆的改造，不论是在名称职能上还是在人数都进行了调整，以期能够达到他自己所需要的标准。

十二人为一队的基础不变，以五队为一司，五司为一局，五局为一营，五营为一镇。各级的长官分别称为队长、司校尉、局都尉、镇抚使、总兵官。各个级别分设正职一名副职两人，其中正职负责临阵指挥，队伍管理，拥有绝对权威。两名副职一人负责对士兵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后勤保障工作，一名负责军事训练工作。

杨谷对于魏渊的想法基本上还是赞成的，按照魏渊的编制要求。一镇的军力就在7500人左右，如果能够练出一支精兵的话。这支队伍的战斗力自然是不可小觑的。

在兵种设置上魏渊考虑到17世纪中期仍然处于冷兵器与火器交叉的时期，单纯的依靠火器或是单纯的使用冷兵器都是有所欠缺的。因此他决定在队伍中分成四个组成部分，分别是骑兵队、步兵队、鸟铳队以及火炮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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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刚刚杨谷还是能接受的话，那魏渊这一次关于兵种的设置则完全超出了杨谷的认知范围。杨谷久仕边军，实战经验不是一般的丰富。他从骨子里并不认为在野战中火铳与火炮能有多大的作用，这些东西更多的是用来守城而非野战。

“大人，在下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军旅生涯造就了杨谷有话直说的性格。

“哦？兄台请讲。”

魏渊的这些划分都是凭空想出来的，到底实用与否他也不敢保证。听到杨谷这个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人有意见要提，他还是很重视的。

只见杨谷眉头紧锁的说道：

“在下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单独设立鸟铳队以及火炮队，只需将他们混合在步兵队当中即可。这鸟铳击发间隔过长且精度较差，实用性并不强。而火炮用于攻城战尚可，但野战之中其移动甚是不便且准星极差。大费周折的专门设立这两支兵种在下认为没有必要。”

杨谷的话直接而明了，虽然有些伤魏渊的面子。但出发点确实好的。客观的讲他的话还是有些道理的，这一时期时的鸟铳的威力还不够大，射击的距离比弓箭也强不了多少，且射击间隔太长。如果射击目标身披重甲，铅弹未必都能射得穿。而且明朝官军虽拥有大量火器，但平日里对于火器的训练甚是懈怠。杨谷在边军之时亲眼在战斗中看到成群的明军一窝蜂地进行射击，将子弹打出后又急忙的后退，当遇到满人的骑兵开始追击时往往那些最前沿撤退不及的火铳手已被敌人的弓箭射死射伤一片了。待敌军已冲至眼前之时，火铳立即变成烧火棍只能用来抡了。火炮的缺点就更多了，体型庞大移动很困难，需要长时间才能做好发射准备不说还十分容易炸膛。明军都是将火炮用铁链子固定在城墙之上用来守城，野战中是极少使用的。

听完了杨谷的话魏渊只能在心里默默的感慨：“看来时代所带来的局限性是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的。”杨谷作为十七世纪中期明朝的一位优秀年轻将领，他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可能大多数的明军将士都持有这种看法。但来自二十一世纪的魏渊知道在不久的将来整个世界的战争格局都会围绕着火枪和火炮而展开，大刀长矛的冷兵器时代已经是日薄西山，伴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到来整个战争史将掀开新的篇章，火器时代即将拉开大幕。但这一切魏渊又无法向世人说明，世人也不会去相信这些看起来如同天方夜谭般的话语。

其实此刻的明朝距离资本主义已不遥远。大明朝的铁产量是当时整个欧洲产量的总和，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白银因为贸易顺差而流向中国，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60％以上，而清朝所谓的康乾盛世时，工业产量也只是占全世界的6％。早在明朝传教士利玛窦《中国札记》就有对中国这样的记载：“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而乾隆时来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则对中国有这样的描述：“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没有衣服穿……军队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