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常培的眼镜有些下滑，他伸手向上推了推：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被逼到这个份儿上了。我们二组虽然到的最早，今年一月底就到昆明了，可是手边要书没书，要设备没设备，这研究可怎么做？整个组的人都有点抓瞎，没别的办法，也只好利用现有的条件因地制宜了。后来我们就决定研究云南方言，好在遍地都是活生生的云南人，也不需要什么录音设备，跟当地老百姓套套瓷就行。”

罗常培的一句话，引得傅斯年哈哈大笑：

“看来想要研究语言，脸皮还得厚啊！这半年下来，你们有什么研究心得吗？”

“云南话是西南官话的一支，语系简单，跟北方官话很贴近，刚到昆明的时候大家都鼓不起系统研究的兴趣。后来我觉得眼前的研究条件就是如此，实在是没有挑挑拣拣的余地，而且语言研究不应只专注在音韵近古和词汇特殊这些研究的兴奋点，充实方言地图也是我们这些语言研究者的责任，所以就想着利用现有的条件做点垦荒事业。我们专门找了一个叫朱炯的十五岁学生，根据他的发音总结昆明话和国语的发音异同，还绘制了对照表。现在我们二组正在筹备来年云南全省的方言调查，进一步充实我们国家大西南的方言地图。”

陈寅恪微微点头，面露赞许：“学人当如是。”

傅斯年兴奋地一拍大腿：

“就是啊，学问本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对于你们这些研究语言的人来说，云南简直就是个宝藏嘛！”

“孟真兄说的没错，做研究就是得钻进去，再不起眼的小口子，只要钻得够深，都能尝到甜头。别总说我了，孟真兄最近有什么大作啊？”

“别提了，我这人你也知道，向来俗事缠身，闲不住！这几年在北平、南京、长沙、上海这几个地方到处跑，现下又折腾到了昆明，一本《性命古训辨证》写写停停，拖了两三年，今年二月份才收笔。好不容易写完了，后面连誊抄成清本的时间都没有，一直到上个月，我才把友人帮我誊好的文稿寄给商务印书馆，总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

陈寅恪挽了挽袖口，露出纤瘦的手腕：

“好事多磨，相信不日便能付梓了。”

“不管他了！反正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对了，寅恪兄，你信里说你准备写关于隋唐典章制度的文章，现在写的怎么样了？”

“要下笔为时尚早，但是书名我已经拟定了，叫《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现在还在收集资料和整理脉络的阶段，前几月我大部分精力都花在教书上，现在蒙自分校结束，联大放假，我才把工作又捡起来，却苦于手边无资料可查，幸好有贞一（史语所同事劳干字）和玉书（史语所同事陈述字）帮我搜寻佛学和历史书籍，聊作参考之用。”

“你信中说你从越南到蒙自途中托运的手稿和资料都被偷了，想来是痛心得很吧？”

陈寅恪想起自己积攒多年的学术成果付之东流，不禁长叹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