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常英又说，小洋在边上，他说两句话：“爸爸，我相信你”。电话里传来小洋那稚嫩却坚定的声音，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小洋那刚强坚毅的眼神。我在心中默默想着，他是我生命的延续，是我精神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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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勉力说道：“小洋，爸爸不在家，你是家中唯一的男子汉，要坚强些，去上学，劝妈妈多吃饭，不要为爸爸焦心，爸爸没有经济问题……”

话未说完，电话被那些人无情地切断。我愤怒地转过头，质问他们：“话还未说完，怎么就切断了，这样还不如不通电话呢。”

“叫你不该说的话不要说，你偏要说，涉及到案子上的话你说了，想串通是不是？”

“我跟一个十五岁读书的孩子串通什么？我有什么要串通的？有问题串通又能有什么用？”我满心不服气。“你知道就好。”他们冷冷地回应。

这个电话就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给了我一丝希望，让我感受到了家人的牵挂；另一方面却又像是沉重的枷锁，让我更加陷入了绝望的深渊。常英的话，如同一把盐，撒在我本就鲜血淋漓的伤口上，加重了我的焦虑、不安、急躁、悲伤和痛苦，让我不顾一切想要早点出去的渴望愈发强烈。

然而，在当时那种残酷的境遇下，想要出去，真的是靠不顾一切、想方设法、努力争取就能实现的吗？是靠密切配合、竭力忍受、违心迎合、真诚渴望就能达成的吗？恰恰从那时起，我离回家的路越来越远，回家的时间变得遥遥无期。因为我所走的路，是那些企图将我置于死地的人所指引的，回家的时间表牢牢握在他们手中，我的所有言行都与回家的方向背道而驰。

我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窗外的天空依旧阴沉，那灰色的云层仿佛永远也不会散去。房间里的寂静让人感到窒息，我的心中充满了迷茫和恐惧。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我知道，我必须勇敢地面对这一切，寻找那一丝可能的希望。

我再次向他们要求，给甄玉通个电话。甄玉是我的二弟，从河东副书记、纪委书记调到县某部门任常委兼监察局副局长，但在我出事前他还未正式上班。前几日我住院期间，只有刘慧兰前来，他却没来，究竟是何原因？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盘旋，让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给他打电话。

电话接通，甄玉说道：“事情已到这种地步，算你倒霉，你有什么办法呢？实事求是把事情说说，争取从轻处理，早点出来，望好处想一想，家里的事你不要焦心，焦了也没有用，保住身体。”

我几乎没有插话的机会，只匆匆问了一句：“为什么到现在没有上班？”他回答：“上级还没有批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