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真是懊悔极了，心想自己怎么就这么老实本分呢？其实，要是我不告诉他们，在上班前在家不太过分张杨地结婚，婚后再去上班，也许并不会有什么事情。

可我当时就是觉得出于礼节应该提前告知，结果却给自己带来了麻烦。既然主管部门的领导已经明确表态，我也只能无奈地接受，毕竟我不想违背规定，而且我还年轻，等一等也无妨。

只是，我没想到这会给我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那时的公社机关，就像一个特殊的大家庭。在我的印象中，整个公社大院里，大多数人都是单身汉，仿佛被一种孤独的氛围笼罩着。

只有党委书记余登科是双职工，他和家人住在公社院子里，那间房子就像一个温暖的港湾，与周围单身汉们的清冷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他机关干部每天都在食堂里吃饭，过着简单而单调的生活。

党委会和革委会共有10个人组成，他们是这个公社的领导班子成员，是公社的核心领导阶层，如同领航的灯塔，指引着公社发展的方向。

党委秘书曹永生是半脱产干部，他是农业农村户口，是从农村农业生产大队农民队伍中选拔出来的优秀成员。

他就像一个连接农村和公社机关的桥梁，身份特殊。

这类干部是“文革”后期的特有产物，我知道他们不占国家正式编制，每个月拿着26元的工资，外加适当的工分补贴，这些补贴是由所在大队给予补助的。

他们就像一群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人，虽然待遇不高，但却充满了对未来转正的渴望。

大约在1983年前后，他们才陆续转为国家正式干部。每个公社只有2 - 3名这样的干部，他们一般担任党委秘书、青年书记等职务，也有极少数能担任党委副书记的，就像我老家河口公社的方伏和同志，他从张集大队党支部书记直接被提拔到公社任党委副书记，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荣耀，也激励着像曹永生这样的半脱产干部努力奋斗。

我被分配到公社农业经营管理站，担任农经助理的助手，职务是农经办事员。大家都亲切地称我为“甄会计”。

农经会计属于国家行政编制，在业务上接受县委农村工作部的指导，包括人事调动权、业务培训等都归属于县委农工部，而在行政管理上则隶属于所在单位党委、政府。

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我，对这些复杂的关系和问题就像面对一团乱麻，并不十分清楚。

我只知道我的直接上司是农经助理胡得志，我的主要工作任务都由他安排布置，我就像一颗螺丝钉，只需要按照他的指示转动就好，很少接受其他人布置的工作任务，包括党委革委领导核心成员在内。

他们有什么工作任务，都是先安排给农经助理胡得志，再由他来分配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