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就这样试试看，如果你们觉得上学有意思，那就去上学；如果觉得太辛苦，那就再缓两年，也无所谓。”林义龙这样说道，“反正以你们的感觉为主，可过后你们要说自己选错了。我只能抱歉，把话说在前头，没有反悔机会。”

“谢谢爸爸妈妈！”女儿们非常兴奋地逃跑了，这意味着他们在复活节假期结束后可以摆脱孤立她们的小朋友和无聊的幼儿园活动了。

“义龙你其实小时候过得不快乐吧？”耶昂姐妹问道。

“我就没真正快乐过。”林义龙道，“有了好成绩也就那样，被提醒不可懈怠；然后，稍微下降了一点，又是各种找原因，查缺补漏.......算了吧，没那个心思。被否定过头之后，反正我怎么做都是错的，不如躺平了，拥抱自己的平庸。”

“你这话太令人伤心了，你要是平庸，那我们算什么？”薇拉很不高兴，“那女儿又算什么？”

“哎？”林义龙自知失言，“我是说，唔...在庸人中的评价是庸人的话，对我自己而言，我永远是天选之子，只不过当时暂时遭遇到了困难。”

“算你勉强过关。”薇拉吻了他的额头，“其实，我和姐姐对你的方针是支持的，肯定带来的好处比否定带来的好处更大。”

并不是说对少儿的批评不重要——可事实上，比如有些孤僻的林义龙和经历过不长时间的耶昂姐妹，其实都能体会到肯定和否定能给他们自信心上带来的优劣。凯蒂和艾米暂且不论，接受了父母老师高压态势教育理念的林义龙和耶昂姐妹三人在教育问题上立场非常契合地一致反对父母权威带来的高压：即便是耶昂姐妹扮黑脸时，也更倾向于使用“不肯定”而非否定来界定女儿们行为优劣，所以更倾向于女儿们留在西欧接受“素质教育”。

成年人工作时的负面情绪，很自然地就会因为各种激素调节水平而持续带回家，通过压迫在更弱势群体上释放：我已经尽到我的养护责任，孩子如何生活是他们和学校的问题。

可问题还是在于——对子女教育不能等同于对子女照顾。拿法学理论做比喻的话，子女是承担责任并不能由父母界定的无限连带责任之债，如何为了“子女好”最终是要看教育效果的，和父母对子女有效投入正相关，这就是当代社会中父母培养子女的“儿女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