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要是你在苏格兰有地就好了。”凯蒂叹道，“因为苏格兰有土地的话，你就可以在你的名字面前加一个sir，也算圆了一个贵族梦。”

“算啦，弗雷迪的生活方式并不适合我。”林义龙摇摇头，“只不过在写信托宣言的时候遣词造句需要更费脑筋一些了。”

“那就写‘布莱肯林场的主人’如何。”凯蒂这么建议道，她知道那里对林义龙才是家一般的存在。

“其实这样不太好。”林义龙答道，“实话实说，假如想让这个家族信托留存，用一个产业主的名字，就不那么保险，因为这是需要当局承认的，还得自己想点别的办法。”

“我知道你会有办法的。”凯蒂笑道，“而且，义龙你还这么年轻，为什么要考虑这些问题？”

“你知道前几年，天朝有风声要征收遗产税了吧。”林义龙谈到了他的理由，“既然我们学过的echr都规定财产权只受相对保护，不是绝对保护。无论怎么说，这个世界已经把人给‘异化’成用财富说话了，这是没有办法的。如果30年前，无论是东西双方都可以有些追求，但到了现在，我这么想无可厚非。”

“‘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凯蒂引用了肯尼迪的话。

“这个话很有意思，我关注的却是‘能不能’。”林义龙很认真的评价道，“国家的力量太大，个人的力量太小，从前者的意义上来说，是难以用‘能’来界定国家和个人能力的，从后者而言，因为立场不同‘个人能力’又运用不上。这样的微妙区别，这就给我了一个非常宽泛的理解——这就像利用信托解决遗产税的问题，我只要不把财产遗留下来，就不缴税了。”

“我发现一谈到这个问题你好像就像被电到了一样，十分敏感。”凯蒂叹道。

“这是不可避免的。”林义龙答道，“当你受的教育和你经历的现实都几乎反着来的时候，你不可避免地会怀疑一切——正如那句格言：抱着最好的希望，却为最坏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