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蒂倒吸了一口凉气。

如果餐馆的地方是住宅，到可以获得租户的很多法定保护——比如租金的宽限期、寻找其他住宅的宽限期以及其他可能的情形——可这样的租户保护对商业物业地产是不适用的。

“是不是应该事前发一封提醒信什么？”凯蒂不确定地问道，“如果不行的话，再采取其他的谈判方式。”

“这就是我说，你可能不适应这样不上台面手段的原因——如果简单、明了、好用，为什么要选择复杂、晦涩、困难的方式呢？”林义龙总结道，“如果你真的要走向威斯敏斯特这条道路，我想这些你不怎么愿意接受的方式是需要考量的。”

“我尽量会尝试理解这样的方式。”凯蒂斟酌着自己的疑问，“可是万一，那个老板坚持自己的佃租权呢？”

“如何坚持？”

“他雇佣的其他人，比如吧员、清洁工和服务员都是合同工的话，解雇人是要付一笔解雇费的啊。”凯蒂说道，“如果直接在那时终结雇佣关系，是要付一大笔赔偿的。”

“所以凯蒂认为，像那样的一个餐厅，连正常的服务员工资都要通过雇佣非法外籍劳工来减少负担的老板，会向自己的后厨提供完整的社会保险记录么？”林义龙拿出了这个问题，“这两者都是可争论的，但最终还是需要调查的。”

“我知道了。义龙你现在总算可以开心一些了？”凯蒂问道。

“我应该为哪个方面开心呢？”林义龙意有所指地问道。

“为我。”凯蒂把她的坐姿摆得很正，用很自信地语调说道。

林义龙稍微愣了一下，在脸上堆满了笑容，向凯蒂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