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李膺提出了他深思熟虑的方案：“故而，老夫思之，或可试行‘官民合营’之策。”

此言一出，满座皆静，等待他的下文。

“于盐业，可否将煮盐之事，仍交由民间灶户，官府设场统购其盐，定立标准，严查质量，再行发卖？如此，灶户得利，必用心煮盐；官府掌控渠道与定价，可平抑市价，杜绝奸商；更可从中抽取税赋，充实国库。”

“于铁业，则更需谨慎。矿山开采、大型冶炉，仍由官营，以确保军国重器。然铁器铸造，尤其农具、日常用具，可否准许民间匠户开设作坊，向官营铁坊购买生铁料，依官定规制铸造，经检验合格后，自行发卖？官府同样课税并监督质量。”

李膺的方案，试图在官营与民营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引入一定的市场竞争和民间活力，同时保持国家对核心资源的控制。

“此策听起来虽好，”那位管理过铁官的官员质疑道，“然则如何定价？统购盐价若低，灶户不愿；若高，国库受损。生铁料售价亦是如此。且民间作坊为求利，难免偷工减料，监管成本极高！”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所有的政策构想，最终都要落到具体的数字和执行上。

一直沉默核算着什么的卢植，此时抬起头，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此则需精算。需测算每户灶户年均产盐成本、合理利润，以定统购之价。需核算官营铁坊生铁成本，加上适当利润及税赋，以定售价。更需建立一套严格的检验标准与抽查制度。此事非凭空想象，需大量实地调研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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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拿起几根算筹，在案上简易演示起来：“譬如，一郡有盐户千，年产盐若干斛，总成本几何？官府统购，需设仓廪、派官吏，此新增成本几何？发卖之价，需考虑运输、损耗、吏员薪俸，最终定价需低于以往官盐之价而高于劣质私盐之价，方有竞争力……这些，皆需详细核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