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令既下，雷厉风行。以蔡邕为首，召集了卢植、郑玄、荀彧等当世大儒与能臣，组成庞大的编撰团队，日夜不休，对儒家经典进行校勘、审定，并融入刘宏认可的“经世致用”、“忠君爱国”、“革新图强”等思想，同时将《均输平准法》、《专利令》等新政核心律法的原则精要，以经注的形式巧妙嵌入。

数月之后，数十座高达丈余、打磨光滑的巨大石碑，在太学门前的广场上巍然立起。上面以标准的汉隶镌刻着蔡邕等人亲手校订的经文和注释，字字千钧，在阳光下闪烁着青黑色的庄严光泽。这便是《昭宁石经》。

石经落成之日，刘宏亲临太学，主持揭幕仪式。他面对台下数千名太学生和朝廷官员，发表了简短而有力的讲话。

“诸生！”刘宏的声音通过特制的铁皮喇叭，清晰地传遍广场，“尔等皆为国之子，未来之栋梁！读书为何？非为寻章摘句，空谈虚理；非为党同伐异，博取虚名！乃为明道义，知兴替，通实务，安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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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着身后巍峨的石经：“此《昭宁石经》，乃朕与诸位大儒心血所凝，为尔等，亦为天下读书人，立一求学之标准，树一济世之方向！望尔等精研经典，更要关注现实，学以致用，将来方能成为辅佐朕，治理这万里河山的真正干才！”

皇帝亲临，石经巍巍，话语铮铮，给所有太学生带来了巨大的心灵震撼。以往他们臧否人物、议论朝政，多少带着些“舍我其谁”的虚骄之气，如今面对这代表官方最高意识形态和学术标准的石经，以及皇帝明确提出的“经世致用”要求，那股虚浮之气顿时被压下了不少。

与此同时，太学内部的改革同步推进。策问题目不再局限于经义，而是出现了“论均输平准与民生之关系”、“如何有效推广新式农具”、“边郡屯田利弊析”等紧扣时政的题目。算学、基础律法、甚至一些简单的工器原理，也成为了必修的“杂科”。

起初，一些世家子弟对此颇为抵触，认为这是“败坏学风”。但在蔡邕、卢植等大儒的亲自讲授和引导下，加上考试成绩直接与未来的仕途挂钩，风气开始慢慢转变。

明伦堂内的辩论并未消失，但内容已然不同。争吵谁是谁非、谁忠谁奸的声音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具体政策利弊的理性分析，对如何解决实际问题的深入探讨。

“李兄，你对此番策问‘论专利令之激励效用’有何高见？”

“王贤弟，你设计的这水渠改良图，似乎于此地地质不符，我观《禹贡》及近来将作监刊行的《水文概要》，或可如此调整…”

然而，思想的转变绝非一帆风顺。在太学僻静的竹林深处，或是一些世家子弟举办的私密文会上，依然存在着不同的声音。

袁绍凭借着家族影响力和自身名望，依然是太学生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虽然表面上遵从叔父袁隗的指示，不再公开抨击新政，但在私下里，却常常对亲近之人感叹：“石经立则百家黜，策问行则经义轻。长此以往，圣贤之道不存，功名利禄之心日盛，岂是国家之福？”